17  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

（一）未来我们怎样出行

美国一家著名杂志社近日特邀全球知名科学家和未来学家，让他们联袂畅想未来的交通工具将会是怎么样的。火车下海、飞机入地、汽车上天……这些听起来令人吃惊，好像是只可能发生在神话世界里的幻想，其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久，它们都会变成现实，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海底”列车

2001年，俄罗斯铁路专家向新闻媒体透露，再过20年，俄罗斯将投资500亿美元完成一项铁路“超级”工程，即修建白令海峡海底铁路。届时，这条分别连接俄罗斯涅兰和美国阿拉斯加诺姆的全长为90千米的贯穿太平洋的海底铁路，可以让旅客从纽约乘火车到北京、莫斯科，甚至到英国伦敦，整个列车可以横跨美、亚、欧大陆。铁路专家指出，修建一条安全的海底铁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美俄两国陆地在白令海峡相隔为37千米，但是供海底铁路使用的隧道长度必须要增加一倍以上才行，与此同时，修建海底铁路还要解决诸如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难题。尽管俄美技术专家没有进一步透露更多的技术细节，但是他们对完成这个“天才”计划充满信心，人们实现乘坐火车穿越大洋的良好愿望并不会太遥远。

　　　　　　　　　　“地下”飞机

20世纪末，日本流体力学家提出制造一种能在地下隧道里飞行的飞机的大胆构想。经过几年来的科学论证和计算，这种时速可达600千米的“地下”飞机可分为上下两层客舱，总共可容纳400人乘坐，机身长50米、高4米、宽2.4米。“地下”飞机的整体造型呈流线形，机翼设在机身的中部，外形为长方形，飞机末端则设有垂直的尾翼，在飞机的下部配置有两对轮子，供飞机着陆以及时速在300千米以下时使用，飞机的动力来自喷气气流，在隧道内飞行时仅距地面1米左右。“地下”飞机所需的机场、航站等设施也同时设置在地下，两个机场之间用直径为50米的地下隧道相互连接，隧道分成上下两层，分别供“地下”飞机来回飞行。专家们认为，这种“地下”飞机具有许多优点：一是，它完全不受气候的影响，旅客再也不会遭受诸如大雾、雷电、大风等坏天气致使旅程延误的苦恼；二是，它绝对没有坠机的危险，令人惨不忍睹的空难事件再也不会发生，旅客的生命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三是，地下机场随处可建，空港须建在郊区的惯例也将成为历史，旅客可免受长距离往返机场之劳累；四是，它可以彻底解决飞机起降噪声等严重污染环境问题，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文明、更优美。

　　　　　　　　　　“公交”飞碟

最近，俄罗斯的航空设计师们正在试图将科幻小说中的飞碟变成未来的公共交通工具。他们把初步构想的“公交”飞碟命名为“生态与进步”，以示未来公共交通的新概念。航空设计师们称，这种“公交”飞碟的外形酷似科幻电影中的椭圆形飞碟，它可以供1000多人乘坐，它的空中飞行速度可达到每小时700千米。在“公交”飞碟的底部安装有一个气垫系统，以保证它能在包括山地、水面等各种复杂地形上垂直起降。专家们认为，它既不同于普通的直升飞机，也不同于其他运输工具，它不仅可以用来替代诸如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等传统的大型公共交通工具，而且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灵活，有望成为未来的“公交之星”。

　　　　　　　　　　“飞行”汽车

美国科学家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堵塞问题，正在研究一种能够上天“飞行”的空陆两栖的新型汽车。这种会“飞”的汽车实际上是将汽车和飞机两者相互结合在一起，它的外形呈蝙蝠状，在地面行驶时可以将机翼和尾翼折叠起来。它与普通汽车最大的区别是除了配备有供飞行的机翼和尾翼之外，还有8个发动机带动8个螺旋桨，其总动力高达88万瓦，因而它可以不需要跑道做最初的冲刺便能直接飞上天空。“飞行”汽车与传统汽车一样可以乘坐4个人，其飞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660千米，飞行高度为1.5千米至3千米。专家们称，这种“飞行”汽车将采用诸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电子计算机自控系统以及卫星控制技术等高端科技装备，因此，驾驶“飞行”汽车也就变得十分简单，驾驶员只要按照显示在挡风玻璃上的路线指示图飞行，就可以安全、正确地到达目的地，无须掌握像飞机飞行员那样的高难驾驶技术。　　

（二）一个这样的老师

怀特森先生教我们六年级的科学课。第一节课上，他问我们：“谁知道一种叫做凯蒂旺普斯的动物？”同学们面面相觑，就连生物比赛得过奖的比利也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噢，没有人知道。”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骨，向我们描述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讲完，他把头骨交给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我们饶有兴趣地传看，记笔记，有的同学还画了图。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
　　第二天，怀特森老师对上次讲的内容进行了测验，我胸有成竹答好了卷子交给老师。
　　但是，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怎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师讲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瞧瞧周围的同学，似乎每一个同学都不及格，比利正气恼地捶桌子呢。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怀特森老师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解释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物从来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的都是错的，错的当然就不能得分了。”
　　“从来没有过？那你那天拿的头骨是怎么回事？”比利问。
　　“那件头骨嘛，”怀特森老师笑了，“不过是马的头骨罢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讲？为什么还要考试？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我紧紧抿住嘴唇，控制着自己不嚷出来。教室里响起了不满的议论声。
　　怀特森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平静下来：“难道你们自己没有想到吗？既然是‘绝迹’了，那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向你们描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的颜色，以及许多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们竟一点也没有起疑心，这就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怀特森老师说试卷上的分数是要登记在成绩册上的，他也真这么做了。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都是不寻常的探索。比如，有一次他说小轿车是活的生物，让我们反驳。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小论文，说明小轿车和生物不一样。他看了后说：“勉强及格，你总算知道了什么是生物，什么不是。”
　　逐渐地，我们懂得了，书本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并且应当有坚持真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新怀疑主义”。
　　我们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给那些不习惯质疑的老师带来了烦恼。每堂课我们都十分注意听讲，有时老师讲着讲着，下面就会有同学清清嗓子，说：“凯蒂旺普斯。”接着他站起来，正视着老师的眼睛，说出怀疑的理由。这样做是很有趣的。当然，多数的时候，我们怀疑错了，但老师在纠正我们错误时，我们加深了对事物的理解；有时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它促使老师也去纠正错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里面的价值。有一次，我把怀特森老师的故事讲给一位邻居听，他惊讶极了：“那位老师不该这样捉弄你们。”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你错了。”

（三）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意大利）乔万尼·莫斯卡

“好啦，孩子们，咱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待一会儿下课铃一响，咱们就该说‘再见’啦。”

我已经把成绩报告单发下去。马蒂尼里及格了。当他看见自己的分数时，还真以为看错了呢。今天早晨，妈妈仔细地给他梳了头，还非让他系个新领结不可，看上去像只巨大的白蝴蝶。

克利帕也及格了——那个十三岁的高个子，两条腿上汗毛浓浓的，上课时老打瞌睡。到明年进了中学，他照样会在课堂上睡着的。

唯一没有及格的是安东尼里。这孩子花了整整一年工夫用玳瑁铅笔刀在课桌上刻自己的姓。不过，他的速度实在太慢，到现在只刻了“安东”两字。明年，到了新老师的班上，他大概能刻上“尼里”了。

马尼利从前是个小不点儿，罩衫直拖到脚尖上，如今连膝盖也快盖不住了。斯巴多尼两年前来到这个班时，经常搬弄是非。现在要再这样，他自己都会害臊的。

“孩子们，铃声一响，你们就要走了。我呢，不再教书，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所以咱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拉开抽屉，把今年没收来的东西发还给他们。其中有奇奥蒂尼的水枪、斯巴多尼的几个笔帽、马尼利的陀螺，还有达尼埃里的五枚极普通的瑞士邮票，而他还认为挺值钱的呢。

街上肯定会挤满学生们的亲友，到处是嗡嗡的说话声。斯巴多尼的奶奶一定会来。这位老太太一见我，总要说：“谢谢你，谢谢你，先生。”而且每次看见我总要吻我的手。

奇奥蒂尼的父亲也准会来的。他是个壮实的小个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这学年开始时，只要我说他的儿子不用功，他就一把揪住孩子的耳朵往家里拖。但今天早上奇奥蒂尼很快活，因为他及格了。九个月来第一次，他爸爸不会揪他的耳朵了。

“中学的老师要严格得多，你们要继续努力学习，做个好学生。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我对你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记住我的话吧！”

马蒂尼里噙着泪水朝我走来，其他的孩子跟在后面，把我团团围住。

“马尼利，这是我没收的你的陀螺；你的瑞士邮票，达尼埃里；奇奥蒂尼，你爸爸每次揪你耳朵，都是因为我，我很抱歉。”

奇奥蒂尼也是热泪盈眶。“没什么，老师，现在我这儿都长了个茧子了。”他挨近我，让我摸他的茧子。

“我也有。”斯巴多尼说着，也挤过来。当然，并没有什么茧子，只不过是为了在走之前也想让我拍拍他。

他们都挤在我的讲桌周围，每个人为了挤到我身边来，都有点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弄破皮的手指、一点烧伤、头发下的一块疤。

“老师，”马蒂尼里抽噎着说，“那条蜥蜴是我放在你抽屉里的。”

斯巴多尼说：“老在教室后面发出喇叭声的是我。”

“再吹一次吧，斯巴多尼。”我要求他。

于是，斯巴多尼鼓起挂着泪珠的腮帮子，发出那种古怪的声音。一年来，我一直没能找到发出这声音的人。

“吹得不错呀，斯巴多尼！”说着，我揉了揉他的头发。

“我也会，我也知道怎样吹。”

“我也会，老师。”

“那就吹吧，我们一起吹。”

于是，他们像我的小弟弟似的，紧紧地挨着我，一本正经地鼓起腮帮子，发出一阵喇叭声，像是在向我告别。

正在这时，铃声响了。铃声从院子里传来，穿过走廊，闯进每个教室。

马蒂尼里跳起来，拥抱我，吻我的脸颊，在我脸上留下了唾沫印儿，他们抓住我的手，拉着我的上衣。达尼埃里把那几张瑞士邮票塞在我衣袋里，斯巴多尼把他的笔帽也塞给了我。铃声还是不停地响着，别的班级都已经离开教室了。

“到时候啦，孩子们，咱们得走了。”

我本应该让他们排好队，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了。全体学生簇拥着我，实际上是跑着出去的。但是一到街上，孩子们像是烟消云散，转眼就不见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奶奶、姐姐早把他们带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地站在门口，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上衣还掉了一颗纽扣。谁会拿走我的纽扣呢？我脸上还有黏糊糊的唾沫印儿哩。

再见吧，学校。很久以后我再回来时，会遇到陌生的老师。那时候，我能找个什么借口才能回到那间老教室，才能拉开那个马蒂尼里放过蜥蜴的抽屉呢？

不管怎么样，我还有聊以自慰的东西：达尼埃里的瑞士邮票和斯巴多尼的笔帽。还有，马蒂尼里也可以保存一点东西，因为只有他，才会把我的上衣纽扣扯去的。

等我回到家里，如果我做了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不得不洗去脸上的唾沫印儿。

（四）晚餐桌上的学校

父亲出身于贫苦农家，只读到五年级，家里就要他退学到工厂做工去了。

从此，世界便成了他的学校。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他阅读能够得到的一切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爱听镇上乡亲们的谈话，以便了解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个偏僻小村以外的世界。父亲非常好学，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还传给了他的家人。他决心要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受到良好教育。

父亲认为，最不可宽恕的是我们晚上上床时还像早上醒来时知道的一样多。他常说：“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

父亲要我们每天必须学会新的知识，晚餐时间是我们交换新知识的最佳场合。这时，坐在餐桌上位的父亲会把椅子往后推一推，然后坐下来扫视我们。

父亲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身上。“费利斯，”他叫着我的小名说，“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

“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看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母亲说：“这个答案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使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尼泊尔？”她会说，“我不知道尼泊尔的人口有多少，我连它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呢！”

“费利斯，”父亲又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你妈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至全家每一个人都轮过了才算完。因此每次晚餐之后，我们都会增长一些新的知识。

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一点也觉察不出这种教育的妙处。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到屋外，去跟我们的朋友一起玩游戏。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种多么生动有效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全家人共同学习，一起进步。父亲通过观察我们，听我们的谈话，肯定我们的价值和培养我们的自尊心，毫无疑问地成为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老师。

我进大学后不久，便决定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在求学时期，我曾追随几位全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学习。最后我完成大学教育，具备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很好的实际技能，但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就教导过我的———不断学习，坚持学习。

父亲说，世上最奇妙的东西是人的学习能力，点滴的知识积累起来也会有益处。他说：“生命有限，而学海无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父亲的办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如今，我每天晚上在就寝之前，都仿佛听到父亲在说：“费利斯，你今天学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