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清贫

   （一）一夜的工作

　周总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作了整理，把稿子送他人审阅。
　　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到中南海政务院去。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厚厚的一叠文件说：“我今天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
　　我立刻起来，揉揉蒙眬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陪他审阅我整理的稿子，这是备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铅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普通的浏览，而是一边看一边在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还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时间他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今夜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喔地打鸡了。总理站了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把小转椅的上面部分带歪了。他过来把我的转椅扶正，然后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着，并且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这样对自己说了几遍，我又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我的声音全世界都能听见似的：“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二）艰苦朴素的彭雪枫

1941年秋，新四军军部党委为了照顾老干部的健康，决定旅以上干部实行小灶待遇。彭雪枫同志一贯是战士吃啥就吃啥，听起“小灶”就感到不舒服，因此就没有执行军部决定。年底，军长陈毅来到淮北，见彭雪枫同志的身体每况愈下，便以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为由，要求彭雪枫同志特殊“关照”自己，无奈之下，这才按照要求照办。

1942年冬，师后勤部的同志出于对彭雪枫同志身体的照顾，特地为他做了件质量较好的大衣。所谓“质量较好”，就是和普通干部比起来，里外用细布做成的。制衣工人们出于对彭雪枫同志的敬爱之情，特意在大衣领子里面绣了“祝你健康”四个字。彭雪枫收到大衣后，执意要把大衣退回去，他的夫人林颖同志劝他接受工人同志们的心意，把大衣留下来。他不仅没有接受意见，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才能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通过这件事情，他还教育后勤部的同志：不要只关心首长们的生活，而要更多地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才是后勤干部应该具备的群众观念。

（三）共产党员孔繁森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得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大部分用于帮忙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四）刘少奇拒领夜餐补助

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每月的工资加起来500多元，全家11口人的生活开销都从这里面支出，还要时常接济一些烈士子女。所以，刘少奇一家的生活非常节俭，吃穿用度能省则省。原本就非常简单的饭菜，也是中午剩下的，晚上热一热或泡点开水再接着吃。

刘少奇爱抽烟，但从来不抽高档烟，他抽的是一般市民抽的普通烟。为了不浪费，他还喜欢把香烟插在烟嘴上，抽一半掐灭后，过一阵子又重新抽，他说这是“一支当两支”。他喝茶也是一壶茶泡一天，直到喝到淡然无味，才加点儿茶叶。开会视察的时候，刘少奇都是自己带茶叶和香烟。只有在接见外宾的情况下，他不能用自己的茶叶，但仍然抽自己的烟。

一次，刘少奇发现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领了一笔夜餐补助。他很生气。他问工作人员为什么隐瞒他，代领了夜餐补助。工作人员说：“您每天工作到深夜，符合领取夜餐费的规定。大家都同意去领。”刘少奇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夜间工作和你们白天工作一样，是正常班，不该享受国家的夜餐补助。算一算领回多少夜餐费，如数全部退还给国家，越快越好！”看到刘少奇态度很坚决，工作人员只得照办了。

刘少奇认为讲排场挥霍国家财产是犯罪行为。有一次，刘少奇外出回来，发现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块地毯。他问工作人员：“为什么铺这个地毯?”工作人员再三说明这个地方太滑，铺地毯是为了防止走路滑倒。刘少奇听后说：“铺这个地毯太贵，太浪费。应该铺便宜的东西。”后来，铺上橡胶垫，他试了一试，说：“这东西好，既便宜又结实耐磨。”

刘少奇立了一条家规：家人一律不许乘公车。王光美同志去医院看病都骑自行车，孩子上下学照样骑自行车。就连他自己去理发等，他也认为要算私人用车，而且还叫警卫员一一记账，再从他工资里扣除。

因公外出时，每到一个地方，刘少奇总是不断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尊重当地的规定和习惯，不要收礼物，不要随便地指手画脚。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送来了一些副食品。他说：“能退的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都按价付款。”

刘少奇一向按规章制度办事，也尽可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他严格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四菜一汤”招待的决定。一次外出时，当地接待人员摆出4个以上的菜时，他就叫来服务员说：“这几个菜没有动，请转告大师傅，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请他们别生气，以后不要多上菜，多了浪费。”

（五）毛主席处置礼品的原则和分寸

送礼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是痼疾，而且总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两袖清风的毛泽东对礼品的处理方式很独特也很感人。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以表达心中的敬意。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召集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可见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狠刹送礼之风，使共和国的开局荡漾着习习清风。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身边工作人员收受了地方送的水果、茶叶、丝绸等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立即进行整风，他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并大刀阔斧地作了人员调整。接着他又根据统计情况，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三万多元，代工作人员向有关省市作了经济退赔。

对于送来的礼品，除了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下外，其余的都交公门。毛泽东留下这极少的几件，是由于与送礼人有较浓厚的私人情谊，比如和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因为同是湘潭人，所以交往较密切，二人多次互赠礼物。1953年春，齐白石老人九十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几件寿礼：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书画笔和一些中药材。齐白石先生给毛泽东送过图章、自己珍爱的书画精品、砚台等，毛泽东也仅留下砚台，其余的均上交了。

不少外国领导人给毛泽东送过很贵重的礼物。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黄金制作的手表给毛泽东。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把这两块金表给毛泽东看，问他是否留下，毛泽东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

那时候，毛泽东一家子就靠他每月404.8元工资生活，常入不敷出。因此，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毛泽东向他们耐心解释道：“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没法保存的土特产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水果，送幼儿园；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就是从来没听说过他将这些送给自己的家人。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并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