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爬天都峰

(一)一件小事

鲁  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二)小 橘 灯

冰  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母亲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暗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母亲。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

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母亲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母亲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父亲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儿来，放在她母亲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父亲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母亲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父亲一定早回来了。她母亲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三)船长的勇气

几十年前的一天，我走进一家书店，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本地理书问老板要多少钱。

“一美元，我的小家伙。”老板说。

“呀，这么贵？我只有60美分。”

小家伙的脸上布满失望的阴云，他脚步沉重地走出书店。我跟着也走出来，想看他怎么办。

他连续进了四家书店，都碰了壁。“你还要试试吗？”我问。小家伙点点头。

我们来到了第五家书店。男孩走到老板面前，讲明自己的请求。

“你为什么如此需要这本书呢？”

“我父亲是个水手，我想知道他去过的那些地方。”

“你父亲现在还出海吗?”

“他已经死了。”男孩的头沉重地垂下来，眼里淌出一串泪珠，“我长大了也要当水手。”

“我给你一本旧的，只要50美分。”男孩付款时，我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告诉老板。老板在给男孩书的同时，又给了他一支铅笔和一沓雪白的纸，说：“小家伙，你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会使你成功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男孩。

“威廉·哈特雷。”

我递给他两美元，说：“这点钱给你买书吧。”两行泪水从他脸颊簌簌流下。他说：“您真好。”他记下了我的名字。

几十年飞快地过去了。一次我乘船去欧洲，途中遇上了一场罕见的风暴。船上的桅杆全断了，船就像沸水锅中的一片菜叶。更糟糕的是，水不断地从一个大窟窿里涌进船来。水手们虽然都是一流的海员，但这时他们都绝望地离开了岗位，决定听天由命。

船长镇定地命令水手们回到自己的岗位。那些强壮的水手，不由得在船长坚定的信念面前折服了。

船长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问他，船是否还有得救的希望。他仔细地看了看我，说：“有希望，先生，只要还有一英寸甲板露在水面，就有希望。”他转过脸去，对围在旁边的旅客说：“旅客们，大家都去排水，我要带领你们安全登陆。”

在船长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下，水手和旅客们又重新振作起来，同舟共济，奋力抢救。

他终于指挥着船到达了港口。旅客们下船时，船长频频点着头，接受旅客们的祝贺。我经过他身边时，他拉住我的手，问：“普莱斯顿先生，您不记得我了？”我想了想，遗憾地摇了摇头。

“三十多年前，您曾经跟着一个男孩去买书，他多次碰壁，您还记得起吗？”

“哦，不错，我记得很牢，他的名字叫威廉·哈特雷。”

“我就是威廉·哈特雷。”船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