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讲演

闻一多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地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地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地鼓掌)

琐　记

唐　弢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作“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巴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做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做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察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回忆鲁迅

郁达夫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得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地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弗,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尢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材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画。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做长谈的幸运了。

秋　夜

鲁　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目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压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目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巴　金

  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

  我不能够这样地久站下去。瞻仰遗容的人开始接连地来。有的甚至是从远方赶来看他们所敬爱的老人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一面。“让我们多看几眼吧,”我伸手拉帷幔的时候,常常有人用眼睛这样地恳求。但地方是这样狭小,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别的朋友也在催促。我怎么能够使每个人都多看他几眼呢?

  下午两点钟,灵柩离开了殡仪馆,送葬的行列是很有秩序的。许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严肃的沉默。

  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了哀词的朋友,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我感动地想:在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经是傍晚了,大家把灵柩放下。一个架子上绑着两根带子,灵柩就放在带子上面。带子往下坠,灵柩也跟着缓缓地落下去。人们悲声低唱安息歌。在暮色苍茫中,我只看见白底黑字的旗子“民族魂”渐渐地往下沉,等它完全停住不动时,人们就把水门汀的墓盖抬起来了。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安息吧,安息吧……”这简直是一片哭声。

  仪式完毕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出来。没有灯光。在阴暗中群众像退潮似地开始散去了。……

  夜晚十点钟我疲倦地回到家里,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他说:“……我如果不是让功课绊住,很想到殡仪馆去吊周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事实上,写信的人今天正午还到殡仪馆来过。我那时看见他,却不知道他已经寄发了这样的信。

  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随手把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便大声念了出来:

  “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朋友,我请你也记住这一句话。这是十分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