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的光辉一生

徐　焰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　作者　徐焰)

“两弹”元勋——邓稼先

顾迈南

许多前辈科学家都还记得,本世纪40年代有一段时间,国际上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忽然“失踪”了。直到美国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这批科学家才又在公开场合露面。

中国也有这样类似“失踪”的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从事的工作,在一段时期属于国家的高级机密。

要放个“大炮仗”

事情要从1958年秋季讲起。有一天,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1950年他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物理学家面前时,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高兴。几年里,邓稼先和老科学家们一起艰苦创业,新中国第一所近代物理的研究机构渐渐壮大起来。

当中国核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要邓稼先参加时,他立刻明白了,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一时间,他不免有些惶恐、胆怯,说:“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一夜未眠。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要调动工作。”他平静地说。但想到以后不能经常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满怀歉意地说:“鹿希,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和他的妻子忆起了许多往事,谈到过去的共同经历和国家未来的前途,两个人都很动感情。许鹿希是许德珩先生的长女,她虽然不知道邓稼先要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但是,她明白她的丈夫要做的一定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业,而且相信他会豁出命来干的。这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国破家亡的苦难——“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他们都深深地懂得,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现在,当听到中国这样一个百余年来任人欺凌的落后国家,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以加强国防时,邓稼先当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在公开场合便销声匿迹。

艰苦创业的年月

邓稼先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那时,所谓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还只是一片庄稼地。而科技人员呢,也寥寥无几。他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不得不从头做起。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砍高粱、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

在这以前,聂荣臻元帅曾代表中国政府到苏联签订过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答应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为陈列这个模型,邓稼先他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派人到车站接了几次都未见到模型的踪影。一天,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找去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了。”不久,协议被对方撕毁,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

“研制战略核武器,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邓稼先对年轻的大学生们说。他还这样鼓励周围的年轻人:“干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

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的先行工作就是“龙头”。这件先行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原子弹各种工程设计的成败。有史以来,中国人谁也没有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有什么权威。在国外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边读书,边讲授。年轻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干吧!”有时,他备课备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沟里。

邓稼先他们含辛茹苦地工作到1959年,就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的轮廓勾画出来了。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他们把各种数据都搞得扎扎实实,哪怕是其中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放过。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地算了九次。这样细致地做了以后,他们还不放心,又请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结果证明邓稼先等人算得的数据是正确可靠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腾空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这里就是战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技人员的肩上——研制氢弹。

又是一件需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工作。他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尤其是担任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要想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掌握这些技术,除了党和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外,邓稼先等人作为直接参加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就得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研制氢弹和新的战略核武器的过程中,作为一位组织者和参加者,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邓稼先的同伴们这样说。他们说,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的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的成功,都是和邓稼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在特种材料加工的车间里,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和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一年到头,他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哪个岗位的工作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邓稼先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亲临第一线。他东奔西走,风餐露宿<